昏昏沉沉睁开眼，才发现自己趴书桌上睡了一下午，什么都没写。
又梦见小遥了……
我断断续续咳嗽，最近天凉患了小感冒，头疼得厉害，这让写作更加痛苦艰难。干脆先休息几天再动笔，反正没灵感干瞪着白纸也是浪费时间。
但有人就是不想让我休息。
“余小姐，今天能不能定稿？”责任编辑马尔科·阿夫拉莫夫斯基先生不请自来，一副讨人嫌的笑容。
他看我睡眼惺忪，手里连笔帽都没摘，遂调侃：“您是在拿笔搔痒吗？”
“我还会拿笔打苍蝇。”
“总之您没有拿笔写小说。”
我假装自然地摊开一本书，将空白的文稿纸盖住。
“大叔，下次进别人家之前记得敲门。”
“说得好像您会给我开门一样。”
“如果你只是来这儿贫嘴，那我当然不会。”
阿夫拉莫夫斯基又笑了：“抱歉，我看门没锁就担心余小姐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因为每次快截稿的那几天余小姐都会把门窗锁死假装自己不在家。”
“今天连院门都没上闩，看来余小姐的新作已经完成了？主编说这周必须定稿。”
“不可能。”
“写多少了，我看看。”
“现在还不行。”我把一只手压在书上：“回去吧，下周再来。”
阿夫拉莫夫斯基已经30岁，他供职的贝尔格莱德广场出版社是全巴尔干半岛最大的出版机构。这几年我的作品一直由他负责，算老熟人。塞尔维亚人的名字太绕口，我只用“大叔”称呼他。而他无论关系多熟都会用敬语，一口一个“您”，可能是塞尔维亚人的说话习惯？
“我今天可不是专程来催稿。这是编辑部给您的。”他忽然递出一捧鲜花，“生日快乐。”
我自己都快忘了，今天是我20岁生日。
“谢谢。”
我接过艳丽的百日菊，拆掉包装纸，将其剪至适合花瓶的长度。
“原来余小姐您还会插花。”
“跟朋友学过。”
以百日菊为中心支点，插入花瓶，一边顺时针旋转一边将数枝紫叶李倾斜，用螺旋插花的手法将绳子扎好。再添两朵荚迷花做衬，让花束看上去更饱满。
“总感觉……余小姐有些时候其实比外表看上去更有女人味。”
“这话什么意思，你好失礼。”
他那玩世不恭的蓝眼睛正对我上下打量，就好像发现了一只会跳芭蕾的鸭子。阿夫拉莫夫斯基的笑容很年轻，听说这家伙在老家很有女人缘，不过我对别人的私生活没兴趣。我知道他不可能只为送生日祝福就来跑一趟，闲扯了几句关于鲜花的话题，他果然开始问：
“上周杂志短篇的审润会议，您为什么缺席？”
“那天我在雅典，赶不过来。”
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“没办法，你知道我很忙。”
“广场奖征文比赛的评委工作您也推掉了，您自己可能没意识到，很多投稿的新人可都是冲着余小姐的名气来的。”
“你后面这句就纯是胡扯了。我才出道几年？”我摆摆手：“算啦，我今天感冒，不想和你谈工作。”
“是呀，合同快到期了，所以你感冒了。几次三番缺席编辑部的重要活动，您在向出版社施压。”
这家伙自有一套应付作者的话术（注3），每一句话都经过事先考量，我知道现在的编辑都不是吃素的，所以说话格外小心，才怪，我最爱说错话。
“我这次带来一份新合同，一起商量一下。您知道我们这边版税率一般是10%，我为您争取到额外部分，出版社同意以后将不含消费税的单本售价的17%定为您的版税，这已经是最大让步……”
我赶紧打断他：“我脑子高烧五六十度，现在谈不懂合同。”
“余小姐您又在撒谎，体温计的最高刻度只有42度，超过42度人体内蛋白质会凝固，您早就死了。”
“废话，我需要你科普？听不懂玩笑。”
阿夫拉莫夫斯基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一纸合同扔到我案头，不绕弯子、单刀直入：“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————这次的新书，您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写完？”
我将窗台前两朵荚迷花剪短，浸入水中。
“我说你下周再来。”
“上周你也是用同一句话打发人。”
“上周是计划，这周是变化。”
“您最好能够在新书发售前的第四个月内完成，作家的一份原稿可以说是我们的起点，没了起点，后面的工作包括审润、校队、封面设计、插画、印刷、宣传……通通都无法展开。”
“实在来不及就省略二校（注4）吧。”我自暴自弃地说。
阿夫拉莫夫斯基走近我身后，翻开桌上那本书。
“余小姐，您真的有在写吗？”
我修剪花卉的剪刀停住了。
阿夫拉莫夫斯基喜欢问问题。如果一句话已经到嘴边，让他选择用句号或者问号做结尾，他一定选择问号。他甚至习惯于用问题回答问题。我看有些书上说这是一种谈判策略。特定问题会植入选择，人类对某个提问进行思考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，长时间积累的思考会影响判断，也会使人脑更容易被说服。
真是无聊的大人。
无聊。
无聊。
我突然十分厌倦。
大叔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每天捧着一个不讲道理的20岁小姑娘，我甚至有点同情他。作家写不出东西，自然也影响他的工作和奖金，不知道他们这群编辑在我身上抱了多大希望。
干脆全告诉他吧。
“我现在写作压力巨大。”
手握紧剪刀柄。
然后我又说：
“大叔，我可能已经江郎才尽了。”
屋内一时陷入沉默。
数秒的真空。
大叔只是“哦”了一声。
百日菊，触到我鼻尖。
“现在我只要一握笔就会想起小遥，今天我又梦到她了……”
忽然想到百日菊的花语。百日菊花期很长，常象征友谊天长地久，所以它的花语也是——
“思念远方的友人”
小遥，你为什么要飞走？
“余小姐……”大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将一只手按上我肩膀。
宽厚的大手。
重心被稳住。
“您还在想成濑小姐的事……”提到小遥，大叔的脸色就真的很像大叔了：“余小姐该不会也学她一样…………”
大叔最后几个字没说完，因为他看见我把一瓶花直接扔出了窗。
咵嚓——！
落地、碎裂，鲜花沾染了灰尘。
我生气了。大叔说到“学她一样”时的神态嘴脸让我莫名火大，好像把小遥说得很不堪似的，小遥在他眼里是怪物吗？
大叔的手放开我肩膀，摇摇头，离开屋子。
“7日之前必须定稿，否则合作终止。”临走丢下一句冷冷的最后通牒。
我根本懒得理他。
象征友谊的百日菊，无辜躺在一摊碎片中。它被我亲手弄脏了。
清扫完花瓶碎片，我决定去看望小遥。虽然她离开了四年，但如果我想见她就随时能够见到她，因为如今小遥与世界交集的地方只剩一个——
阿巴斯库台人民公墓
她就长眠在那里。
我本是个与文学创作绝缘的麻瓜。
是小遥改造了我。小遥并非说几句“把心吐露在纸上”之类的漂亮话就敢教别人写作的混饭教师。恰恰相反，她本人只把写作当成一门普通手艺，谁学谁会。
小遥的人生阅历或许浅薄，但她在书本上的阅历没有同龄人能比。不知是从哪个星球飞来的灵感，她动用高等数学、统计学、心理学、修辞学等等学科知识自创了一套非常极端的写作方法论。她管她那一套叫“情节工程学”，甚至编了本教材，号称“奶牛看了也能挤出故事”。
可能在她眼里我就是那只奶牛吧。我挤了3年，见鬼还挺畅销。但我今天依然对“情节工程学”的实用性持怀疑态度，其实学那玩意还不如多读点书吧？
小遥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人，每一口呼吸都带戏剧性。
在去阿巴斯库台人民公墓的马车上，我想：反正还一字未动，这次的新作就写小遥的故事吧，至少戏剧性是足够了。
有句写作课上的老话：“写你所熟悉的”。从14岁到16岁，从阿尔巴尼亚的柳树园到贝尔格莱德的宴厅，我亲眼目睹小遥一步步的自我毁灭。在她生命最后一个夜晚，我们甚至差点毁灭世界。她是我最熟悉的图腾。
我立刻从口袋掏出记事本，边回忆边记下一个个要点，列出一张事件清单。我与小遥的故事里包括：
一个初中学期
两个高中学年
一次征文比赛
一个杂志栏目
四个作家
四本小说
一场谋杀
一场现代战争
若干出版业潜规则
以及……
差点实现的世界末日。
以上这些完全够写一本长篇小说。
每个条目都指向一段我学生时代的回忆，仿佛一张张记忆胶片被放映机照亮，投射在我眼前。我置身昨日风景，差点没忍住想哭。顷刻间，灵感也跟着涌出了水井，灌进我久闹干旱的脑子。句子、台词、场景、各种点子不断冒出、绽开，宛如刚受滋润的花期植物，我的眼前正在百花齐放！完全无法停止。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突破瓶颈的一瞬间，我激动得跃出座位。
我打定主意要写小遥了！
恨不得立刻跳下马车回家动笔，写个一两万字再吃饭。
那么，先从哪写起呢？
小说的开头有多么重要人人都懂。通常的观点，最吸引眼球的东西要放在开头。而且文字必须易读不能吓跑读者，2000字到3000字内尽快建立代入感和阅读信任感。
按小遥的说法：小说开篇要炸一个大烟花。
我们的故事里有这样一朵烟花吗？我审视列好的事件清单，发现还少了点前提要素，然后我几乎是霎那间想到一个东西：就是这个东西，造就了我们人类今天的奇特社会样貌。
我拿起笔，在事件清单上添了一条——
“禁电法。”
我和小遥的故事，就从它开始讲起……3:55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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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3：话术，即“说话的技术”，包括提问、诱导、打断、欺骗、说服、讨价还价的技术，现今靠嘴干活的职业如客户经理、售后客服、保险、电销、星探、传销者都要经过话术培训，至少会有一本写满台词的话术表。
注4：二校，出版界术语。作家写好的小说原稿在正式出版前需要交给专业校队人员多次检查、纠错，第一次校队检查称“一校”，第二次校队检查即“二校”，第三次是“三校”。如果作家拖稿太久，出版社为赶上进度会考虑省略二校和三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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