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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的宗旨是学术的传承和发扬，所以在学术意义上对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有益的行为，我们都是赞同的。”纹身的男人说，“然而，什么叫做有益，在当时的年代里缺乏一种系统性的审核标准。”
“曾经的白蔷薇需要就具体的学术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并进行决议，这种模式听起来似乎很民主但缺乏效率。然而早期作为一个自发性的非营利研究机构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正常运作。”
“但在18世纪，我们开始遇到了一些陌生的困难，蔷薇密会的组织结构因此发生了变化。我认为那些变化中出了一些差错，这才导致了今天局面开始失控，但我们已经很难挽回了。”
苏暮夜想了想，问：“你是指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？”
纹身的男人点了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科技的变化，使得我们之中一些人的思维开始跟不上社会发展了。”
这种变化，完全可以想象。
欧洲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，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，在19世纪传至北美，继而是世界各国。工业革命促成了大规模工厂的诞生，人力被机器所替代，铁路和汽船使得异地之间的距离也大大缩短，世界似乎一夜之间变小了。
因为这些巨大的变化，像是蔷薇密会这样的学术组织，它的规模和管理方式开始跟不上时代。现代化的工业社会，不允许一小撮人花费好几周，甚至好几个月去讨论某个私人科研项目究竟应不应该去实施。
“缺乏效率和规则的机构，终将会被淘汰的，”苏暮夜说，“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去应对这个困难？”
“既然要应对时代潮流的变化，就应该一步到位走在时代的最前列。我们运用数学和经济学原理设计了一套程式，计算出在将来的某个时代机器会代替人类。这个预测数字不能达到精确，但结论是毫无疑问的。既然未来必定会发生，那就干脆让这一天提前到来，我们于是将机构的运作模式直接转化为至今可达到的最优化状态。并且，它的细节至今还在不断完善，以坚持宗旨为核心去改良决策上的缺陷。”
纹身男人说着，微微笑起来。
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苏暮夜沉默地听着。
他似乎懂了。
虽然这个人说的很含糊，但他已经听懂了蔷薇密会上层的工作模式。
但，真的是他所理解的那回事吗？
最优化的状态，以机器代替人类……
他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蔷薇密会如今是依靠机器在进行决策的？”
“正是如此。”那人点了点头。
“……但是，你刚才所说的工业革命……？”
机器决策意味着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，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46年。
早在18世纪中期，蔷薇密会就已经有如此前瞻性的想法和远超时代的科技水平了？
但苏暮夜又想了想，突然明白过来：“在计算机发明之前，你们是用人工依靠算法进行决策的？”
那人笑笑：“对，决策算法是我们的核心规则，在设计之初没有机器能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机器只能作为辅助计算的工具。在有了电子计算机以后，人工当然就立刻被摒弃了。计算机和算法的结合让我们彻底摆脱了决策效率的苦恼，也能够顺利应对20世纪出现的经济全球化。”
“我们的算法是世界通用的，利用这套规则能够筛选出合适的成员，也能够判断一个项目是否符合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这一标准。而有了这套决策算法，也就不需要白蔷薇进行民主决意，他们的身份转变为监督者。在决策通过以后，他们会负责监督项目有没有准确实施，合适的新成员是否顺利接纳了——也许你觉得这样很古怪，在决策算法诞生以后，我们已经成为了机器的奴隶。”
苏暮夜没有说话。
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蔷薇密会如今的运作模式，但这种远超于时代的科技观念和技术水平，依然让他感到震撼。
以机器替代人类进行决策。
这一概念，早在18世纪就已经诞生。
在直至现代社会的漫长进程中，这个概念已经贯彻了蔷薇密会的整体，并且在不断完善。
他仿佛明白了，在他身边那些无所不在的监视，究竟从何而来。
是计算机。
他在德国出生，在孤儿院成长，回到国内，又曾在美国留学。
遍布世界的足迹，人工监视很困难，对计算机而言却轻而易举。
一台家用电脑，或者路边的摄像头，或者餐厅的预约系统。只要有网络存在的地方，计算机就可以无孔不入。就算他现在坐在这里，歌剧院的实时监控也在不停记录他的身影。在计算机面前，世界毫无秘密可言。
但这个纹身的男人，似乎并不喜欢如今的运作模式。
苏暮夜问：“你说蔷薇密会的组织结构，在工业革命促成的变化中出了一些差错，是什么意思？以机器进行决策是不是存在缺陷？”
“机器没有缺陷，”纹身男人说，“问题是在于人。机器只会提供精准的结论，但他没有执行的约束力。组织结构的变化，只是改善了上层管理，但下层实施因为规模的扩展出现了更多的问题。秩序者就是为此而生的，蔷薇密会的秩序者会清理不服从机器决策一意孤行的人，但蔷薇密会的成员在世界上有数万人，加上为我们所服务的黑蔷薇，与我们有合作的机构，涉及人数更是高达数十万。光靠秩序者的清理，根本不够维持正常的秩序。”
“长此以往，机器可能会进一步控制我们。在海因茨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有人提出了一项清理决策，也就是进一步扩大算法范围，在计算出违反规则的成员以后直接进行清理，由秩序者执行，不再花时间去收集完整的犯罪证据。我认为这种纯粹追求效率和决策的思想，已经使得我们的组织走向了一个极端。”
